贵阳农商行不良率狂飙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由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出具的一份跟踪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贷款率由年初的4.13%飙升至19.54%；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资本充足率由11.77%变为0.91%。
其中，该行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都远远低于监管红线。根据监管此前要求，银行拨备覆盖率红线为150%，今年3月，监管提出按“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调整为120%-150%，但贵阳农商行34.15%的数据也远未达标。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要求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8.5%、9.5%和11.5%。
对于信贷资产质量的急速恶化，评级报告显示，直接原因是贵阳农商行为了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导致年末不良贷款激增，由13.74亿元增至78.43亿元。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贵阳农商行2016年时就曾因逾期贷款占比较高、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红线等被中诚信下调评级。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末，该行逾期贷款率就高达29.99%，同期上市银行逾期率仅为3%左右。对于资产质量问题，记者7月3日联系贵阳农商行，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不良激增已有先例
贵阳农商行的这一情况并非个例。2017年9月，山西中部一家农商行被曝不良率飙升至近30%，更早前，侯马农商行的坏账问题已引得当地市长挂帅处置。据侯马农商行今年6月中旬在当地媒体上披露的业绩，2017年末该行不良率虽同比下降2.06个百分点，但仍高达26.28%；资本充足率由年初的2.15%下降到1.98%；拨备覆盖率由34.1%下降到33.5%。此外，该行2017年净利润也同比大幅下降60.7%至4510.33万元。
对于频频暴露的农商行风控问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田勇认为，与农商行的“历史包袱”不无关系，农商行前身普遍都是信用社，因此在各类银行中，治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等偏弱一些。天风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也表示，相比上市银行，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影响较大。根据原银监会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而农商行方面达到3.16%。
但多位银行业人士也指出，贵阳农商行和侯马农商行如此高的不良率不具行业代表性。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披露的2017年年报中，不良率最高的前十名，农商行占据了前七位，从高到低依次为：烟台农商行、广东四会农商行、湖北咸宁农商行、肇庆端州农商行、江苏江阴农商行、江苏泰州农商行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3.61%、2.78%、2.67%、2.4%、2.39%、2.38%和2.32%，但都没有到两位数这样的惊人地步。
农商行坏账不断阳光化
事实上，长期以来，农村基层金融机构受制于系统、技防、客户资源和员工素质方面的因素，总是很容易成为每一轮经济波动中金融安全的“重灾区”。一位银行业人士指出，农商行未来应进一步搭建风险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完善风险管理人员轮岗制度，落实责任与考核等。不过对于农商行的不良资产也要客观看待，从监管部门来说，对小微贷款的不良率进行差异化考核，这样对于城商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会更好一些。
该人士还表示，监管部门今年的工作重点也不是不良率的高低，而是鼓励银行更真实地暴露不良。从2015年开始，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一批银行已经慢慢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认定为不良贷款。今年监管部门还将拨备覆盖率标准从150%下调到120%-150%之间，满足拨备率下调的标准之一就是不良贷款真实性。“雷爆得越多，隐藏的担心也越少，长期反而对估值修复更有帮助，这才是正确的逻辑。”另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农商行都把处置不良放在了重要位置，例如山西侯马农商行在2017年年报中表示，该行采取了多种解决不良的措施，包括内部清欠、专人司法清收、委托外部合力清收、核销处置、分账经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