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斌突然就换了电话号码,而且,并没有广而告之,于是,很多人都找不到他了,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他自己并不觉得这算得上是什么大事情,他甚至对我说,“现在知道这个新的电话号码的人,不超过30人”。那时的孙宏斌,正处在一笔世纪大交易之中,这笔一度价值632亿元的交易,来源于王健林的一个电话,孙宏斌当即应允。但是,恰是因为时间如此之短,他接到各位朋友打来的劝说电话,劝他三思而后行。
这样的电话接得多了,孙宏斌有点烦了,干脆换了电话号码,于是,想劝孙宏斌的人,都找不到他了。当然,在换号码之后,他第一时间把新号码告诉了王健林,以及与融创有密切合作的银行、金融机构的高管。
实际上,直到此时,孙宏斌的名声,才开始迅疾蹿升于地产圈以外,及至他出手援助贾跃亭而走到顶点。就在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之前,他曾忍不住对我说,“我弄了个大事情,乐视网”。
孙宏斌绝不同于柳传志、王石,他是改革开放40年间崛起的另一种商业力量的代表:野蛮生长,在战斗中学习战斗,有着美利坚勃兴时代的冒险家精神。他们曾经是失败者,但在失败之后又再度成功,他们没有老一代的四平八稳、韬略纵横,但却更加激情洋溢,他们不是一代人,但正是改革开放,让他们有了同台竞技的沙场。
一
孙宏斌和柳传志之间,有着颇深的渊源。当年顺驰控股总部的办公地点,一度设在融科智地大厦。融科智地原是联想集团旗下的地产业务平台,如今,它已经被孙宏斌收购,不过,收购的资产包中,并不包括联想控股办公地所在的融科资讯中心。
孙宏斌一定会对这个办公地点记忆犹新,只不过,并非因为柳传志与联想的原因。记住这里,是应为2005年的11月的一天。
那是11月3日,孙宏斌在北京冬天惯有的干冷时日里,在办公室等待重要的客人。他的客人来自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3年之后,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才会从美国席卷全世界,那时的大摩,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商人而言,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即便对于今日已经对投行十分不屑的孙宏斌而言,当年亦是如此。
其时,大摩已经可以是孙宏斌的金主,只不过那时孙氏的企业并非如今的融创,而是昔日的顺驰,在中国土地市场刚刚开始实行招拍挂的年代,顺驰率先读懂了房地产游戏的规则,年轻人孙宏斌豪言,“三年之后1000亿,挑落万科当老大”。
那一天的孙宏斌等待的,是来自大摩的私募投资合同。自此再向前推一个月,孙宏斌和大摩达成协议,大摩应允,11月的时候,资金会打入到顺驰的账上。
然而,在11月3日这一天,孙宏斌的来客,只有一人。
二
孙宏斌等来的确实是大摩的客人,然而,这惟一的客人,带给年轻人孙宏斌的,却并非是好消息。美国人习惯的耸了耸肩,用十分遗憾并带有戏剧腔的口吻告诉孙宏斌,顺驰的私募投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了,他感到十分遗憾。
孙宏斌没有过多追问原因,事实上这位大摩的客人,在他的办公室也未做过长的停留。孙宏斌没有出门送他,只是目送他离去之后,紧急召开了董事会,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回忆,这次董事会,一开就开到了次日凌晨一点。
多年以后,在中国地产界,融创有了“夜总会”的称谓,也就是夜里总开会,更多人的似乎不清楚,这是从顺驰时代就开始的。
这一切,对孙宏斌而言是措手不及。2004年的时候,顺驰实际上就已经基本通过了港交所的聆讯,但当时港交所会计制度的变更,对顺驰非常不利,孙宏斌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市,不利于顺驰,这样的会计制度,也不能体现顺驰的价值。
直到大摩来客朝孙宏斌“摊手”的时候,孙宏斌仍然坚持不能“以白菜价卖顺驰”,他曾对身边人说起,“我不是拿不到资金,而是不能以白菜价卖顺驰”。但是,市场是残酷的,于是,送走大摩的客人之后不到一年,一个名叫单伟豹的香港人,走入了孙宏斌的世界。
三
那一年,孙宏斌只有41岁。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个年长他19岁的男人,将会决定当时自己人生最大一盘赌局的输赢。
介绍单伟豹与他结识的是时任深圳控股的首席运营官张化侨。这位中国资本界的“达人”通过天津市的一位领导将单伟豹和他的路劲基建推荐给了孙宏斌。在此之前,顺驰资金链紧绷,已无当日风光,但赌性甚强的孙宏斌却认定,只要有20亿元,顺驰便能恢复往日神奇。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他所要寻求的只是一个合作者。尽管他不愿承认,他所期望的所谓“合作者”,只是一个能够帮助他和顺驰渡过眼下难关的人。那时的他曾经再次想到过柳传志,希望他出手相援,让顺驰的品牌和团队得以保留。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再像过往一样从这位爱恨交加的“亚父”那里得到帮助,联想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没有能力管理”。
孙宏斌也曾考虑过中海、世茂甚至是黄光裕能否成为自己的“合作者”,但是他一一否定。孙宏斌的逻辑看似清楚,他一定不要找一个做地产的“施救者”,因为他们会消解顺驰的品牌和团队,这位曾有牢狱生涯的地产骇客,最不能接受的便是自己倾注心血的顺驰最终消解于他人之手。
他决定赌一把。多年之后,孙宏斌的另一家公司融创(中国)已经在香港成功上市。此时的他向身边人回忆彼时选择香港商人单伟豹的原因,他说,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路劲基建没有地产业务,没有地产业务的单伟豹不会消解他的顺驰。即便在这一刻,孙宏斌也未曾想过放弃顺驰。
接受了张化桥的居间牵线,孙宏斌最终引入了单伟豹。事实证明,这一次他赌得满盘皆输。“没有地产业务”的单伟豹最终成为了顺驰的实际控制者。直到2007年底,孙宏斌在自己心血创办的顺驰的股份只剩下5%,“净身出户”与否事实上也仅仅是个名义问题而已。
四
在单伟豹掌控顺驰的岁月里,孙宏斌一直不愿对身边人提及的是自己是否“愿赌服输”。他实际上更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东山再起”的故事,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意气使然。
“他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和顺驰时代的孙宏斌有怎样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我们是感受得到的。”一位曾经的孙宏斌属下说。在他的逻辑框架内,如果孙宏斌仍然是那个曾经张狂不懂得退让的孙宏斌,那么他宁可在顺驰主导权的争夺上面对单伟豹输得一败涂地,也不会立即就会想起东山再起。
这不是一部励志电影,而是现实、残酷甚至血腥的商战。这一次,孙宏斌学会了留下后路,这条后路就是融创(中国),在顺驰易手单伟豹之后的第六年,孙宏斌带着他的融创(中国)站在了香港联交所的大厅里。他把上市的铜锣敲得山响,像是在发泄着什么。
此时的孙宏斌已经47岁,6年的时间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所留下的印记是隐忍。他不愿意将自己比成越王勾践,甚至连朋友发给他的祝贺短信中将他与曾国藩做比,他都会真假之间颇有微词,他不愿意听到的是“败”,尽管他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在不得不面对顺驰易手的那一刻,孙宏斌对身边人说,他不怕输,因为他曾经比这次输得更惨,甚至将自己输进了牢狱。那是一个老套的为人熟知的故事,但他也换来了病榻上的柳传志对联想控股董事之一、房地产业务板块掌门的陈国栋那一句“你们要多合作”,所以孙宏斌一直相信,只要有心,就没有什么门槛迈不过去。
融创(中国)就是那个“心”。如今回溯,似乎更可以读出孙宏斌或许更早地感受到了顺驰时代自己的“败局已定”,只不过他不愿承认在与单伟豹掰手腕之前,原来顺驰名下的部分优质项目已经被归置融创(中国)名下,后来,这些优质项目成了孙宏斌东山再起的资本。
五
在顺驰败局已定的年代,孙宏斌邀几个昔日的下属一起唱歌,同去的有如今融创(中国)的高管荆宏。荆宏回忆,孙宏斌并不爱好唱歌,但那天喝过酒的孙宏斌把一首歌唱了两次,那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至于那是巧合还是他的有意为之,孙宏斌此后从未解释。
被理想主义光环与创业激情萦绕十年之久的孙宏斌,从那一刻起,终于开始面对现实,尽管那个现实还没有残酷到“一无所有”。
如果孙宏斌更早一点儿将自己的自负当中掺杂进一些现实,或许顺驰的“大败局”就是另外一番景象。2005年,孙宏斌的顺驰首次上市失败,摩根士丹利随即登门施出援手,当然,在嗜血成性的美国投行那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孙宏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不愿提及这段往事。但他也无法否认自己当时把登门施援的摩根士丹利当成了救命稻草。当他苦心孤诣地以顺驰25%的股权换取摩根士丹利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之后,这个资本大鳄却告知孙宏斌,无限期地搁置注资计划。
每当被要求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孙宏斌都是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草草敷衍,真正的答案,恐怕只在他自己的心中。所谓现实,即是在自己心中面对这段历史即可。
于是,在融创(中国)的上市庆功宴上,孙宏斌对席间自己的新将旧臣们说,在2004年顺驰上市之时,作为保荐人的汇丰银行对孙宏斌的牢狱生涯颇为在意,并建议孙宏斌不要出任顺驰(中国)的董事长。六年之后,孙宏斌告诉他的下属,当港交所问高盛,孙宏斌能不能当CEO,高盛说能。
“港交所问高盛,孙宏斌能不能当CEO,高盛说能。港交所问高盛,孙宏斌能不能当CEO,高盛说能。港交所问高盛,孙宏斌能不能当CEO,高盛说能。”孙宏斌将这样的一句话,在席间重复了三次。
此时的孙宏斌,或许可以把胜败放在一边,身边的一切,无非快意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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