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千年文明看陕西，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据统计，山西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古建筑515处，唐代以来彩塑12000余尊，壁画50000余平方米，数量皆是全国第一，擦亮山西“中国古建筑宝库”之招牌。
“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和其夫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林徽因对山西古建筑情有独钟，二人曾在1933年至1937年期间“四访山西”，只为一睹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五台山等古建风采。
受当时交通所限，二人主要考察调研了晋中和晋北区域，未能踏足山多路险的晋东南地区。
然而，晋东南地区有1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自唐至清完整的建筑序列。全国现存宋金以前的木质古建筑145处，晋东南地区有68处，占47%。中国半数早期木构建筑聚集于此，数量与密度全国无出其右。
近日，由林伟正、徐胭胭主编的《发现晋东南——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地方风格》（以下简称：《发现晋东南》）新书发布座谈会在山西博物院举办。这本书从“地方风格”视角探讨晋东南遗存艺术，收录了孟嗣徽、彭明浩、俞莉娜、熊天翼、李路珂等学术名家的论文16篇，分为总论、建筑空间、造像风格、图像配置、区域传播和余论等六大部分。
通过这本书，读者将走进梁林二人未能涉足的晋东南地区，领略这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化艺术。
▋ “上党从来天下脊”
晋东南地区，现指山西省东南部，包含长治与晋城两市。
历史上，晋东南地区被称为上党郡，因“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而得名，上党郡又分为泽州、潞州、沁州三州。
从地势上看，晋东南地区位于中国的第二级阶梯黄土高原之内，四面环山，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系统。
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至此，因山势险峻被迫回撤；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因争夺上党爆发了长平之战；曹操北征高干，途经晋东南地区有感而发写下了“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宋朝一代文豪苏轼也曾写下“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的豪迈词句送其友人梅庭老任职潞州官员，极形象地点破了长治凌绝霄汉、傲视寰宇的雄阔气势。
较为封闭的地势地貌，为隐匿于这里的古建筑和文物遗存创造了天然的保护条件，也成就了晋东南地区独特的艺术风格。
目前，长治市有73处文物点被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全国第三位；晋城紧随其后，有72处。若是论及元代及元之前的古建筑，晋东南的数量更居全国之冠。
《发现晋东南》主编之一林伟正认为，从文化艺术形态而言，晋东南因地势造成的封闭至少有两个含义：
首先，它促进了地方独特性的发展。举例而言，晋东南较临近的其他地区降雨少，地处高山，水源成为关键的民生需求。为了保证水源不断，以祈雨为核心的民间信仰逐渐兴起，比如汤帝庙、三嵕庙、二仙庙等，而仪式需求也带来独特的空间配置，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寺庙空间，形成自身的独特性。
其次，从主流艺术形式中衍生出地方风格。虽晋东南相对封闭，但对外的交通道路和水系孔道较发达，形成商贸与人员流动的路径，更直接联系了几个历史时期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比如平城、邺城、开封、洛阳等，这使得晋东南容易接受从这些中心传播而来的主流形式，进而产生异于来源的地方风格。
这两个含义决定了对于晋东南文化艺术研究的前提。
▋ 从国际视野、地方视角再看晋东南
晋东南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魅力。
《发现晋东南》一书正是从全球的宏观视角与本土的微观洞察中，重新审视晋东南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
此次新书发布会邀请了六位嘉宾，分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林伟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路珂，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李裕群，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路易和山西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武夏。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彦威在致辞中指出，将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研究、讨论加以传播、传承，是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共同的时代使命。三晋出版社推出的《发现晋东南——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地方风格》就是承担这一使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缘起于2023年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的“地区风格的再议：晋东南地区古代视觉文化及物质文化研讨会”，是一部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地方视角的著作。
座谈会上，在林伟正的主持下，五位与会学者围绕晋东南的遗存艺术价值和如何多元化定义“地方风格”这一概念进行了研讨，并分享了各自对中国建筑史、美术史的延伸思考，探讨了跨学科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在西方美术史的研究中，“地方风格”最初被定义为由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自然或人为因素所塑造的艺术特色，强调地域性是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采用更多元化的视角来界定“地方”，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以更全面地探讨“地方风格”的多重含义。
将这一理念应用于晋东南地区，应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深入理解“地方”：
一是自然环境的地方性（Eco-localness）：这涉及到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等自然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的基本特征。这些自然元素不仅是被动的背景，而是能够积极影响和塑造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是语境的地方性（Local Context）：将“地方”视为文化分析的语境，包括地方特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群体认知等，这些是“地方性”发展的基础。
三是相对于中心的地方性（Periphery vs. Center）：将“地方”视为相对于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产物。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地方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也可以是主动的对抗者或定义中心的他者。
四是地方化（Localization）：指的是外来元素如何被转化为地方文化艺术的一部分，通过对外来元素的形式或内容进行转译、重新解释，或者是一种衍生、改造或创造。
这些维度被称为层次，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的。前两个层次更多地关注地方的“内在”因素，而后两个层次则从“外在”联系进行分析。这四个内外交织的层次共同构成了《发现晋东南——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地方风格》的主要框架。
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本书的问世将吸引学术界更多地关注晋东南地区，并且能够启发人们运用“地方风格”这一理念来深入探究中国的建筑、美术和文化历史，其价值和影响不容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