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平遥古城的明清街和城隍庙街上，游客熙熙攘攘。这座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成为中国5A级景区的古老城市，正迎来游客最多的时节。商业街两边鳞次栉比的大小商户，抓紧时机揽客生财。
数据显示，2017年平遥县共接待游客1297.29万人次，同比增长21.97%；旅游总收入150.46亿元，同比增长23.72%。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产业，平遥有8万多人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平遥县文物局局长冀太平告诉第一财经，旅游对平遥太重要了。
移步换景，在生意兴隆的古风酒店平遥会馆内，“平遥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国际工作坊”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值得思虑的是，9日召开的这场探讨“多元视角”和“公众化”的论坛，主要在国内一众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之间展开，不远处繁华街市上的游人们和生活在这里的古城居民，并未有代表参与其中，用冀太平的话来说，这还是一场比较小众的业内活动。
同样在平遥，一场希望影响公众但同样小众的遗产保护实践也在进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等机构举办的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正在为修复平遥古城东侧一段城墙而工作。来自中国和法国的志愿者们与当地工匠一起工作，让自己的一段人生与伟大的文化遗产密切联系起来。
旅游无原罪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邵甬，也是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她1993年开始师从阮仪三先生，跟随阮先生进行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后来又参与了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和丽江的保护规划和保护管理工作。
2005年，邵甬来到平遥时，古城正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与1982年阮仪三先生做保护规划时的情况很不一样，当时平遥的领导希望平遥古城建设为‘三城’，即博物馆城、旅游城和影视城，按照这一方案，古城内居住的老百姓都要被迁出去。”邵甬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回忆道。令她庆幸的是，这一方案并未付诸实施。
但邵甬认为，不能因为保护与旅游之间有矛盾冲突，就全盘否认旅游的作用。“旅游开发是遗产保护的很重要的辅助手段，它有教化、宣传、促进公众认知的作用，现在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旅游与保护没有很好地结合，主要是迎合性旅游，过多地考虑游客想要什么服务，而不是引导游客如何体验遗产地的价值。”邵甬说，这是中国遗产地旅游发展中最为人诟病的短板之一。
包括旅游等产业发展在内的整体科学规划，能在结合本地民众需求的同时，推动遗产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吗？邵甬认为，具体的路径中国还在探索之中。主要问题在于，“现在不同层面还是脱离的，保护由保护的团队做，旅游是旅游的团队做，结合得不够。”在平遥，邵甬和她的团队正试图将对文物保护单位、民居、街区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对遗产的认知从精英视角到大众视角转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对遗产的理解和对其价值的认知也在不断丰富，这也会带来保护与利用方式的更新。”邵甬说。平遥古城有很多文物保护单位，但仍然是一座很多人生活着的城市，这种“活态遗产”要面对交通、基础设施、教育等问题。保护活态遗产，就要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双重目标都达到，才能说是保护成功。“这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调查评估细化到每一个院子，每一栋房子，哪一栋房子应该修，哪个应该拆，哪个应该改，都要评估。”
自下而上的保护和利用
上世纪90年代初，邵甬做硕士论文期间跑过四五十个村镇，“当时村民都不认为自己家的老宅有价值，希望拆掉老屋新建水泥房。”邵甬看到，许多老宅的匾额、窗扇等构件被当作无用物卖掉，与此同时，村庄的空心化、贫穷化非常普遍。
近些年，江南水乡古镇和皖南古村落等地的老百姓们，都已经知道自己的房子是独一无二的，有历史有价值，“他们很自豪，而且老房子能带来经济效益，可以发展旅游产业，这样慢慢就有了自下而上的保护和利用的需求，保护和发展就能比较好地结合起来。”20多年后，邵甬看到了显著变化。
看到此前保护模式的局限，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希望自下而上，从民间的角度做一些事情。起初仍是专业人士的工作，包括调查、研究、出版等。但“越是希望把保护规划实施好，就越是需要公众参与”。
作为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常务理事，邵甬曾陪着阮先生与法国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沟通合作事宜。“法国有很多这类联盟、协会，对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结合起来，从精英到大众一起合作，才能把遗产保护好。”
成立于1966年的法国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运作机制非常完善，营员招募，与遗产地沟通，日程与工作安排等工作都非常专业，每年在法国各地举办200多个工作营，已经修复了720栋历史建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非常重要。法国经验告诉我们，对年轻一代和普通公众进行教育和培训，鼓励他们参与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是遗产保护理念得以真正实施的基础。”邵甬说。
从资金、组织和行动上推动
今年，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的遗产保护工作营除了平遥古城和新绛古城，还设在福建南平九龙村和贵州安顺云山屯。2011年以来，基金会已经在全国9地举办了26次工作营。
“遗产保护可以成为社会不同阶层的黏合剂，并对遗产保护促进和监督。”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秘书长丁枫说。
工作营最早正是在平遥的梁村举办，志愿者们持续六年参与修复这个衰落古村里的积福寺。一次工作营快结束时，志愿者们与当地村民联欢，村长说，想不到我们这样一个小村子还会有外边的人来帮忙修老房子，非常骄傲，我们的村子是非常有价值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丁枫仍非常感慨。后来她看到，梁村的一些老房子开始得到修缮，戏台广场、关帝庙，也都慢慢修起来了，“我觉得工作营对激发村里人对村庄的保护意识起到了作用。”丁枫告诉第一财经。
“法国合作方的理念，是通过志愿服务实现遗产保护和公民权利，认为接触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主动保护传统文化，是现代人的权利。”丁枫说，志愿者的工作唤起遗产地居民和管理者对遗产的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一种权利。
作为规划师，丁枫更多地从事遗产保护规划，“最先接触的永远是当地的行政机构，从上而下做保护。而工作营是人和人的接触，自下而上，这样的力量更持久。”
在今年的另一个工作营举办地新绛，丁枫看到了更紧迫的保护需求。新绛的名城保护规划是2006年制定的，但现在历史街区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一直被蚕食，一座唐代的古城慢慢就要被蚕食掉了，可能到最后只剩下文保单位。”
据丁枫观察，在新绛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小城市，政府能力有限，老城区衰败现象明显，大量老民居缺乏维护，即便在当地比较干燥有利于木构建筑保存的条件下，很快也衰败了。“当地人在保护观念上非常保守，没有主动意愿去做些什么。如果工作营的志愿者与他们有文化交流，带去一些冲击，（我们）带着这样的初衷，今年在那里设立了工作营。”
工作营的方式能给参与者和遗产地带来什么？丁枫认为，首先，工作营对志愿者是非常好的体验，他们可以学习了解传统建筑文化，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在两个星期里通过实践获得遗产保护的知识，“志愿者会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传播保护理念。”
工作营对遗产地的传统工艺工匠也有触动。“工作营要求原工艺、原材料修复，每个地方都有完整的营造体系和知识，工作营会对这一个体系有促进。村庄里掌握传统技艺的老工匠已经散失，我们来了，他们就被重新召集回来了。”
在工作营的影响下，遗产地社区群众的遗产保护的观念会有提升，“志愿者对文化遗产的热情一定可以传达给居民，为周边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
“遗产保护不能只考虑物，也不能只考虑专家的意见，要从公众角度进行共治、共享，这个原则，是共通的。但每个国家的路径不一样，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路径。如何在地化，需要探索。”邵甬的观点代表了文化遗产公众化这一问题复杂但日趋明细的实现路径。“外部的力量，专家和志愿者的参与，都是暂时的。尤其是在乡村，如果有一些类似乡绅的民众参与，从资金、组织和行动上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会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