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大师中间以东家的身份站在讲台上。非常感谢宋院长。
我要先讲我为什么叫李安平？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和我父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儿？我觉得特别土。后来我爸说，这个名字是我爷爷这辈就定下来的，到我们这辈是“安”字辈。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爷爷要提前替我们设计好这个辈份的字呢？虽然到现在也想不通，但是我喜欢想。所以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要去想，去追求，去探寻，尽管好多事情还是弄不明白。
公司为什么要叫振东？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一听“振东”这个名就觉得是个很大气的名字：振东——振兴东方！其实错了。因为我老家那个村叫“东和村”，我觉得我老家那个村是最好最好的村。出来以后我还经常站在村的南面想：什么时候村的北边有了水呢，我老家的村就漂亮了。因为我小的时候，村的北面有水。走到南面我又想：什么时候村的南面这个水大了，形成一个湖了，有花、水藻、鱼、虾，形成一个生态，那我老家这个村就漂亮了。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振东”这个名字其实很简单、很小气，就是为了振兴我老家这个小村庄——东和村，非常非常小气。好多人都说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呀，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典型的山西土老冒。搞明白了以后，好多人又一直在嘲笑我，说李安平，你这目光就这么短浅？追求这么一个小小的玩意儿？为了振兴一个小山村？我就非常非常生气地告诉他说：站在长治，东和村是我的家乡；站在太原，长治就是我的家乡；站在北京，山西就是我的家乡；站在国外，祖国就是我的家乡！所以，我没有大的想法，只有小小的愿望。
从振东创立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发展？我不断地在回忆。我当年19岁的时候就当了科级干部，这个科级干部很大，因为县里面最大的官是处级干部，常规的官都是科级干部，什么局长都是科级干部。我在19岁就当了科级干部。提拔的最早。谁提拔我的？不是人家县委提拔我的，是我的哥们儿、朋友们提拔我的。在长治有这么一个方言，就是说你喜欢帮忙叫管闲事，我特别喜欢帮别人的忙，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好多哥们儿都称我长治县闲事科科长。别人买不到炭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布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自行车有时候我也能买到。当然有时候也买不到。小的东西我都能买到，大的东西有时候能买到，有时候买不到。为什么呢？我17岁开始给我们县里的局长当通信员，那个时候县里的局长感觉不比现在的分管副省长的官小。真的，这个官很大。所以说，郭冬临那个小品：“有事你说话”，我老婆看了就说：你这个王八蛋，这演的就是你。我经常管闲事。我爸说我是不务正业，我妈说我对着呢。为什么要管闲事呢？我也不知道。是父母的教育？我觉得也不是；是遗传？我觉得也不是；是这边环境的熏陶？我觉得也不是……反正没闹懂。经常给朋友买自行车，买得多了不好意思找局长批条。怎么办呢？就跑到地下黑市，215买一辆自行车，174（国家牌价）再送给朋友。一个月工资就贴进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和我谈女朋友。为什么呢？这么个干法，嫁过来了将来日子怎么过？所以差一点就打了光棍。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老婆，我老婆真有本事、能认识到我的价值，愿意嫁给我。所以，虽然说人的性格我弄不懂，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务正业。
93年我被迫下海创业创业的时候我借了98个人的钱，最少的是400，最多的是2000。 那个时候公务员的工资可能就是100多块钱。我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加油站，很小很小，用了八万九千块钱。长治到晋城的二级公路刚刚开通，我就组建了山西省第一个个体户的加油站。为了这个加油站，我借了98个人的钱。94年我把这个加油站租赁给了别人，拿了6万块钱租金。因为这个新开通的路，离我老家那个村还有一段距离，我就从这6万块钱租金里拿了三万六千块钱，找到县交通局的局长，交通局也拿了三万六千块钱，捆在一块儿修了一条路——从我们村到二级公路的路。我是在负债累累的时候，投资了第一个公益项目。七、八年前，有一次回老家，站在我自己修的马路上，非常爽！因为那个年代所修的马路基本上都坏了，但我那条马路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坏。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地骄傲和牛逼。为什么没有坏？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往加油站跑、往公司跑，看他们修路，经常给民工开会。开什么会呢？我说你们一定不要偷工减料，一定要好好地修，因为这个钱是我掏的，这个公益事业是我做的。你们要偷工减料将来生了孩子没屁眼。他们为了孩子有屁眼，就把这个路修得质量非常好。管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断地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说实在话，我的压力很大很大。从94年还是95、96年开始，周边的老百姓有困难找振东，有困难找李安平，形成了共识。所有的人有困难都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一个毛病，不会拒绝。第一次让宋老师这个课题组研究振东社会责任，宋老师就给我提了一个意见，说：李总，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你的企业是不匹配的。你担不动，也担不起。我说你讲的非常对，但是我放不下。孩子们考上大学了念不起，找我；孤寡老人没人管，找我；有的家庭出了车祸了，后代没人管了，找我……我很累很累。因为我不会拒绝。去年腊月二十六，我接到了一封信，平遥古城有个女同志写给我的，孩子得了白血病，要做骨髓移植，老公是股骨头坏死。秘书看完信就问我：李总，管不管？我说：给你半天的时间，你想一个拒绝的方法，你能想出来咱就拒绝。半天过去之后，秘书说：我想不出来。我说：你的学历比我高，你都想不出来，我能想出来啊？所以只能帮助她。在振东的发展史上，不可能每年都有很好的效益，我们也有亏的时候，但是这个担子放不下。我很累，这个担子压着我挺不起来，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必须挺起腰杆去拼搏、去奋斗，带领团队一步步的往前走。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做好了，才能担当更多的事，才能给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在振东历史上，有两个我认为非常骄傲和伟大的日子，一个日子叫“扶贫济困日”，是每年八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针对考上学校而上不起学的大中小学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中学生和小学生不用管了，但大学生还得管。每年赞助大约3000人，长期赞助。哪怕有人考上博士，我们也赞助。我赞助的有个小伙子叫闫安鹏，他考到北大博士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因为那个孩子是个残疾人。他能考上大学，考上硕士、又考上博士，在我们的资助下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我那天晚上真的喝醉了，我比他考上博士还要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赞助了他。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需要赞助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扶贫办，我认为振东是中国唯一一家民营企业有扶贫办的企业。我们的扶贫办的时间不够用了，我们就把扶贫济困日改成了每年八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再不能往后推了，因为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在北方最冷的一天就是冬至。为什么冬至吃饺子？就是怕把耳朵给冻掉了。这一天叫“冬至日”。在长治、晋城地区也叫“冬暖日”，针对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特殊家庭，每年照顾的人是几千人，大约4到5个会场，在晋城有，在武乡八路军十里铺的根据地，在晋中最贫困的县都有赞助。说实在话，我经常被我自己感动的流泪，我经常觉得自己很伟大！真的。
那么，这个振东管理研究院是干什么的？这个大讲堂是干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刚才宋老师讲了，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在中医学院下面的管理学院当院长，他感到不可思议：你一个老板，不好好地做你的企业，跑到大学里当什么院长？吃完饭后他就调侃地说：给我们财大的研究生、MBA讲讲课吧？我说行啊！然后讲了一次，大概他觉得还行。于是，我们开始交往。我刚才翻了一下他写的这本书《优秀企业的逻辑》，里面记载着我们最初的交往。他经常和我说：咱成立一个课题组吧？我说行啊！咱成立一个振东管理研究院吧？我说行啊！咱搞一个振东管理大讲堂吧？我说行啊！我没有拒绝过。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我不会拒绝。那么这个研究院、这个大讲堂干什么？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山西。我们山西人傻吗？我不承认。我觉得我们山西人聪明的不得了，我们的晋商是那么的伟大。可是我们现在又是咋回事呢？为什么我们除了传统产业、除了煤焦铁电，新兴的产业就不会做呢？这是经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也许根本不应该是我的，应该是省委省政府的，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牛逼，我不自觉的就把这重担担在了我的肩上，想通过振东管理研究院，让山西的企业家、高管们开开窍，往前看，去创新，去拼搏，去奋斗！因为我们山西的老百姓有的日子还不好过，我们山西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山西的形象还不太好。我一直这么想。我自认为我和宋老师是“狼狈为奸”，我自认为我们是两个250，加在一块是500，所以一拍即合。我们两个就边筹划、边发展，一不小心就五年了。中间想放弃。有一次在省国资委开会的时候，一个国资委的老总说：安平呀，你们办的这个大讲堂真好！我听过两次。我说：你怎么不和我说呢？他说偷偷去听的。本来想放弃了，说实话，一听这个话，有用！那就不放弃了，继续往前推。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只要你是真诚的，是善良的，是上进的，我觉得（事情）没有对错之分。所以说，这个研究院、这个大讲堂就继续往前推了。下一步还要往前推！我相信会推得越来越快，会推得越来越准，会推得越来越新。我相信我们这个大讲堂能成为我们山西省经济界、企业界的一个典范。可能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火，能燃起燎原大火，只要能照亮一点点，我们也没有白做。
最后，我还要真诚的感谢宋老师——我终生追求的哥们，最好的朋友，非常感谢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非常感谢我们财大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都在付出，但是我们的付出不会付之东流的，我们的付出是要有成果的！相信我们振东管理研究院、振东管理大讲堂明天会越来越好，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