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公示：李骏虎，1975年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民盟成员，省作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副主委，拟任省直单位正职。
新当选的省作协主席李骏虎表示，要把新时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放在中国文学的大版图上去考量，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要继承和发扬山西老一辈作家的优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书写人民奋斗之志，塑造新时代的新艺术形象。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把提高质量作为文学作品的生命线，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的中心任务，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发挥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提升服务效能，办实事。要扎根生活沃土，坚守人民立场，更好地书写时代与人民的崭新史诗，让文学在人民的口碑中永葆生机和光芒。
会议期间，委员们还听取并审议了邢利民代表山西省作协七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指出，过去3年，山西省作协共新吸收山西省作协会员753人，全省个人会员总数达到3759人，会员中青年作家比例大幅增加。64位作家被批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省中国作协会员人数达到308人。
通过努力，一批作品进入年度排行榜和中国好书榜。多部作品被选为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与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项目。尤其是近期，山西省作家杨铁军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王祥夫获首届高晓声文学奖，蒋韵、张平获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闫文盛、张二棍获茅盾文学新人奖，文学事业开启了新的收获季。
山西省作家协会成立于1949年12月，原来同山西省文联为一个单位。1984年9月，省委决定省作协与省文联分署办公，成为两个平行的正厅级单位。1991年9月，按照中宣部体制改革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改名为山西省作家协会。
历任作协主席分别为王玉堂、马烽、西戎、焦祖尧、张平、杜学文。
李骏虎，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山西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
李骏虎于1995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先后获得山西新世纪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婚姻之痒》、《母系氏家》。
工作经历
1996年5月参加工作，历任山西省洪洞报社编辑、记者、文艺副科长、科长。
1999年1月调入山西日报社，历任文艺部、文体部、文化部编辑、记者。
2005年1月挂职山西省洪洞县县长助理。
2007年3月任山西日报文化部《黄河文化周刊》主编。
2008年12月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历任创作研究部副主任、调研员、主任；兼任《山西创作研究》主编、《新批评文丛》执行主编、《中国赵树理研究》执行主编。
2021年，山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山西省委会常委李骏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
2022年9月，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李骏虎曾讲到：我们这一代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尚未出现像“50后”的前辈们那样的大家和经典作品，但在文学教育上同样深受世界文学大师和经典名著的启蒙，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创作方向和个人修养。“作文先做人”，这是从青年时期选择和形成的——青年时期就像河流刚从源头寻找河道，方向确定就是一生流向。
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从题材的选择到思想的基础，坚持的第一个原则是爱国主义，这是每个有国家观念的人的基本情感，作家更应该是有底线和原则的人，爱国情感也是作家的道德底线。作家的影响力越大，越要彰显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唯个人立场，更是读者的情感共鸣。伟大如托尔斯泰，在被恩格斯誉为最伟大的小说的《战争与和平》中，虽为历史题材，叙事角度亦未采取中间立场，在讲述俄国军队时，每每深情地称为“我军”，令人感佩。沈从文先生身后哀誉“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一生不可谓不坎坷，然其作品无不深情讲述中国故事、乡土人情，赤子之心，不泯永续。
追求“长销还是畅销”，一度考验着作家的“操守”，至今依然是试金石。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印证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先锋派”，只要是写中国精神、人类生存困境，都会成为人民热爱的精神食粮，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我年轻时曾偶然通过网络连载和书商运作出版过一本畅销小说《婚姻之痒》。其实，我的其他作品大都采取在刊物发表后再出版的传统方式。《婚姻之痒》后来被一位名导改编为电视剧，她希望我自己操刀，这样收入更高一些，我不愿因经济利益而使剧本技术伤害小说艺术，影响以后的艺术感觉，选择了收入最少的版权转让。不是玩清高，是为了坚守文学初心。
附李骏虎一篇文章
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文｜ 李骏虎
和哈尔滨今冬第一场大暴雪前后脚，我第二次来到东北。行前有同事和朋友不理解，问我：你的《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要写的是山西的抗战，跑东北去干什么？的确，2015年出版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写的是红军东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今正在写作中的续篇《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当然也是写山西的抗战；就连同时入选2016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的长篇小说《巨树》，公布的定点深入生活地也是我的故乡洪洞县的一个村落，我为什么要连续两次千里迢迢去东北呢？
我去东北，不是去采访什么人，而是去“采心”的。
我是在2014年创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在所有的创作准备中，比资料准备、人物准备、思想准备更加重要的，是心灵准备。去年9月，我只身飞到了东北，为的只是感受一下我在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开篇写到的“九一八”事变时的季候和气温，抬头望一眼当年东北军撤入关内时的天空和云彩。一个多年沉浸在抗战历史中的作家的心情不是读者都能感知的，我在作品出版之后才来“采风”，看上去是“马后炮”，实际上是在为接下来的《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的创作做心灵准备，小说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塑造可以通过打通史料来完成，但那些穿越时空贯通作家和人物灵魂的神秘的信息，只能用心灵的雷达来捕获。
那次在东北，朋友听说我来，特意安排了两次抗战文学报告，因为我的时间紧张，报告在同一天进行，上午在鞍山市政协，下午在铁东区委、区政府。在交流中我问大家：在座谁能够理解当年东北军撤退的时候扔下几百架飞机、数千门大炮，置白山黑水三千万父老于不顾，到底是为什么？没人能够回答我，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的沉默。我之所以痴迷于抗战史的研究和小说创作，除了爱国的基本情感，何尝不是为了解答自己心灵的困惑。而今我再度来到东北“采心”，只是为了领略一下风雪中的严寒，感受一下在极寒的环境中那些在野外坚持斗争的抗联战士的身体和心灵经受的考验，还有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爱国人士胸中滚动的热流和这令人缩手缩脚的气候的矛盾与融合，或许他们不会成为我笔下的人物，但我正在创作的太原沦陷期间人们千方百计地不当汉奸的民族气节，同样也是对他们心灵的书写和灵魂的再现。像巴尔扎克那样惊人的创造力，也不是凭空想象，他在小说中若要写到某种场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做实地考察，有时不惜作长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绘的某条街道或者某所房子。我要写抗战，要感受当年民族危亡的氛围，怎么能不去东北的黑土地上多走几次？好作品都是走心的，哪怕纪实文学也是这样。
2016年的国庆节，我利用假期回到故乡洪洞县，来到我准备创作的长篇小说《巨树》的定点深入生活地：大槐树镇营里村。我把定点深入生活地点放在这里是有私心的：我爷爷出生在这个村庄，他是从这里的阎家过继到20里外的甘亭镇李村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这里充满了寻根的好奇。在我的笔下，营里村原来叫皂铁庄，因为抗战时阎锡山的晋绥军警卫营曾在这里驻扎，所以改名为“营里”——这实在是一种想象的移植，因为营里村历史上处于汾河和涧河的交会处，犹如二龙戏珠，春秋末期即名“龙坡”，东魏孝静帝时派大将木耳连杰在此扎营防御异族，改名为营里。而我杜撰的“皂铁庄”，原型则要沿着汾河南行十几里水路，是汾河滩涂上一座被遗弃了30多年的老村落，那是我外公的村庄，我孩提时曾在沟渠间的那棵巨大皂角树下玩耍，这棵象征着人民力量的巨大皂角树就是书名《巨树》的由来。每次当我读到穆旦的诗句：“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都会失神地想起那棵春天黄色的花蕊如同鸟雀的黄嘴，而秋天又满树悬挂着如铁如刃的皂角树来。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回到这里，观察这里的植被种类、季候变化、风土人情，我需要不断地和老老少少的人们交谈，听老年人回忆，审视年轻人身上残存的祖辈的影子，在田野的风中感受心灵的交汇如同历史的天空风云际会间游走的闪电。
我总在不断地回到故乡，每一次都感觉到似返回心灵牧场和精神家园般，如沐春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富矿，离不开自己最充沛的生活资源，那里有他最熟悉的人们，有赋予他灵感和激情的土地。即使在把抗战历史作为主要创作方向的现阶段，我也没有中断乡土文学的创作，因为“魂梦系之”，那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故事常常自己就“入梦来”，成为我笔下的形象。每次回乡，我都没有带着“采风”的功利目的，我是回到生养我的晋南沃土上去修养心灵的，但每次离开时，除了汽车后备箱里被塞满了米面瓜果豆角红薯，心里也记住了七叔八舅三姑四婆，足够我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里慢慢咀嚼，慢慢书写。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出版之后，作为一种休息和调整，我完成了长篇小说《众生之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母系氏家》的续篇，不同的是，《母系氏家》是我依赖对乡村生活和人物的记忆创作完成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我离开乡村的时候；而《众生之路》则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是在我结束四年的挂职生活离开故乡，又不断地回到故乡的过程中，看着、听着、想着、写着，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完成的，写了一个小村庄固守了三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在本世纪初迅疾生长的工业文明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终于变成工业园区的过程，也记录了男女老少们的坚守与妥协、生与死、爱和恨。乡村精神乌托邦的毁灭过程，令我感到触目惊心，心灵的隐痛有口难言，我没有权利成为评判者，我能做的只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呈现。令我欣慰的是，从《母系氏家》到《众生之路》，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成熟，对于时代痛感的把握也越来越自觉。
我有痛感，是因为我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我和那里的人们魂梦相依，在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他们离开祖先的土地，扯断世代盘根错节的根须时，怎么会不感到疼痛呢？我的写作，不是为了疗伤，而是为了人们有一天可以从我的作品里寻找到他们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