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麟先生于1937年12月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五十余年来一直从事北京市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房山云居寺石经的文物保护工作。
吴梦麟先生（1937-2022)
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介绍，吴梦麟先生参与了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察与测绘。参与国保和北京市保单位的考察、整理档案工作。比如房山万佛堂孔水洞、昌平银山塔林等地。参加国家文物局组建的“京津唐地震小组”。80年代初又组织参与慕田峪、沿河城、黄草梁长城调查，并用考古方法进行发掘测绘设计。1985年参与筹建市古建研究所。
在拯救与保护文物方面。她担任古书、文物清理小组秘书，整理的档案为中国文物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物资料。1979年，她参与文管处修复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运用考古方法解决工程难题，墓地按原状恢复后，得到国内外好评，实现了“文物外交”的重要作用。1987年参加伦敦“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会议，受到参会国代表的特别关注。
房山石经
吴梦麟先生专题专项的研究与成果成绩斐然。她早期论著多以编写保护单位档案说明或勘察报告为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今日北京》等均有她撰写的条目。撰写了《北京古建震害》，并参加编写《中国唐山大地震》古建震害部分。主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中北京地区音乐文物的搜集工作。撰写《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北京“三山五园”石刻文化》、《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全三册）等著作，为我国文物、石刻文献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发表《房山石经述略》、《北京宫殿陵寝采石》、《“平则门”匾考》等论文多篇。此外参与撰写了《中国石刻通论》、《中华文化通志·丧葬陵墓志》等。
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调查者之一和撰文者，曾划船沿洞做考察抄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梦麟先生在云居寺北塔修缮施工现场
吴梦麟先生毕生倾情房山石经研究，“退而不休”。吴梦麟先生自北大毕业后即关注房山石经的考察研究工作，六十多年来曾数百次到云居寺、石经山考察，为“北京的敦煌”房山石经倾尽心血。耄耋之年，还编纂完成了国家十三五古籍出版规划《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三卷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成为房山石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备受学界关注。她退休后仍然活跃在文物保护和研究的阵线上，注重与北京市各区县文管部门及兄弟博物馆的联系，与业务人员交流切磋，培养后学，积极宣传北京文物，不遗余力。担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委和特邀编辑，并多次受邀前往大学授课，在社会层面举行科普讲座等。
吴梦麟先生一生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对中国各地文物情况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特别是京华文物，更是殚精竭虑，爬梳剔抉，信手拈来，参互考寻。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吴先生作为文物震损调查组的成员参与相关文物调查工作。她后来曾撰文回忆说：“
所以说，中国古代建筑，地震的时候还是木结构最好，无梁建筑就差一点，发券的、砖石的损毁的厉害。蓟县独乐寺白塔，与云居寺塔像，所以毁坏的（多）是塔（一类的建筑）等等，而木结构的建筑总体来说好一些。
如果唐山刘家祠堂仍能保留，与今日唐山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做个‘对话’，将是对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称绝的最好实证。可惜今日只能在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抢拍的一张照片中，领略其地震中屹立的风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河北省唐山市刘家祠堂震损情况
据考古学者尚珩今天撰文记载，2003年，吴先生参与国家文物局《长城保护、管理和研究现状的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为全国长城十年保护工程开启前站。1980年代，吴梦麟先生主持了慕田峪长城的考古调查工作，为后期的慕田峪长城开发留下了珍贵的基础工作。“第一次知道吴先生是2003年刚上大一的时候，在中国知网上搜索长城的文章，找到了先生的《北京市怀柔县慕田峪关长城调查》（《文物》1990年12期）。
2018年开始主持北京市长城碑刻项目，期间多次向先生请教问题，先生也多次打电话跟我说她知道的事情。2022年11月初，新申请的长城项目立项，旋即给先生打电话约拍摄当年长城工作的口述史和回忆录，但因新冠，约好明年开春再去拍摄，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和先生通话，再也无法拍摄、聆听先生讲述长城了！”
吴梦麟先生曾为《书法丛刊》撰长文《房山石经“再研究”，一项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澎湃新闻古代艺术》也曾全文刊发。
（本文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书法丛刊》等相关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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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吴梦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长城调查
北京市文物报
1957年的长城
今年北京市文物局有三个课题，要搞“三个文化带”的工作，其中“长城文化带”的题目我觉得是个重头戏，因为北京的长城虽然从年代来看比较单纯，但早期长城还有争议。另外过去说北京六个区县共有长城629公里，最近有新材料说是500多公里，不知是考察的还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不必拘泥于长城究竟有多少米，而是要将北京长城的特色显示出来并进行研究。
我最早接触长城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因为北京有居庸关长城，还有八达岭长城。当时首先拿卢沟桥做了试点，后来开展了对长城的调查，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还很粗放。
我记得那时还是困难时期，当时调查八达岭是坐火车去。那时候粮票很少，所以当时如果能买到康庄的火车票，就能在康庄买一包压缩饼干。如果要买到八达岭的票，就是在有詹天佑塑像的青龙桥火车站下车，这包饼干就买不上。那时候我们都很胆小，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都买的不是到康庄的票。后来调查长城时候我还到了康庄，康庄是北京和张家口军区的分界线，当时如果是康庄以北的军人，戴的是皮帽子，穿的是皮大衣，如果是康庄以南的，穿的是棉大衣，戴的是栽绒的帽子。回想起来，当时粮票最少的是罗哲文，因为他的母亲和妹妹从四川到了北京以后，她们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所以我们调查的时候就很困难。
罗哲文与长城
我记得当时的八达岭文物管理所，只有一个高振华所长——他现在已经作古了。当时就只有他一个人“看着”八达岭的长城。我们去了，他给我们熬了一锅白菜汤，我们当时觉得很好啊，一是能有个屋子坐一坐，再者还能御寒，能喝一碗白菜汤嘛。当然那时候就是做“四有”工作，谈不到更多的勘查、测量，这些还都没做到，就是考虑它（长城）的保护标志、要用几块保护标志，另外就是立在什么地方？另外呢，考察一下南四楼、北四楼，八达岭办事处和博物馆。后来日本人盖的全景（周）影院，那会儿都还没有。所以我们在高振华那里，他给我们说了说，我们委托他，就是他要当这个（长城的）保护人。因为1961年长城刚刚被公布为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要有“四有”，我们主要是为了建保护标志、划保护范围，那时候叫“影响范围”，不叫“建设控制地带”，要求有保护机构和保护人，当时那里就有一个八达岭保管所。
1964年的长城
然后我们到云台，对居庸关进行了调查，然后也对云台做了些调查。云台是个过街塔，雕刻也比较精美，有四大天王、佛像等等，还有六种文字的题记。这在全国也是（比较少见的）。我估计当时公布它的原因，是因为云台事实上是个关口，它并不是长城的一部分，但它在居庸关里面，而且是个过街塔，中间过去收税、出关外都要经过这里。另外这座云台镌刻得特别精美，所以当时我们也对云台做了调查。我记得云台的西边还有后来筑的一条路，从那里我们斜着就上了云台，现在云台你们看着都是孤立的，后砌的那些已经没有了。
居庸关云台旧照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所摄）
云台浮雕
另外云台上面原来有三座塔，后来他们还曾说想要以后恢复这三座塔，因为它是过街塔。宿白先生说可以考虑用北京的白塔寺、妙应寺白塔，还有元代的塔的一些形制做一下参考，后来看到在四大天王的一个手里头托着一个塔，说这个塔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实例，结果现在没有了，这太可惜了，老百姓就叫做“托塔李天王”。后来我多次去跟他们说，哪怕是残片咱们也要找到，但遗憾也没有找到，这就是残缺了。
今日云台
后来我们看到了日本人写过居庸关，此人还出过一本书，书在文物局的资料室，还有对天坛的研究，这都是当时日本人来中国时所做，说是文化考察，实际也有他们的目的。我记得居庸关的北边靠着西北的墙体上，就是一个厕所和一个猪圈，我们来考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相当荒芜。记得八九十年代时，居庸关东边的山下还遗存着一座水关——长城的水关一般都被洪水冲掉了，我记得荣大为还告诉我找到了水关遗址，说在保护中，还是想要把这个遗址保下来，居庸关这边我认为应该有个水关，但是关沟这条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来了，所以这个水关也没有保存。当然现在辽宁的九门口、天津的蓟县恢复了水关，但是这都是现代人建的，我认为都比较太有点精致了。我想古代的军事设施，它主要是为了实用性，不是说首先要起到美学或者装饰的作用。居庸关长城和云台所在地的南北通道，这条公路修缮了好几次，因为往八达岭去的这条路，是自古关沟一条道，所以很难走，交通也很不易。
再一个我想说，咱们北京的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到后来听说修缮公路的过程中，“居庸叠翠”的平台就没有了，“居庸叠翠”的碑不知道哪去了。后来听别人告诉我说，“居庸叠翠”的残石还有，我和赵其昌、刘之光一起又去考察，在一个人家里有残石，那是一个叫陈庄的地方，后来我们跟昌平（因为居庸关云台属于昌平，但八达岭是属于延庆，是归两个区县管）还说赶快去征集，后来再去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最有名的乾隆的“燕京八景”中的“居庸叠翠”的残石没有了，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这座——因为“金台夕照”的碑之后发掘出来了，这也是非常遗憾的。后来我访问他们，说“居庸叠翠”的位置，就应该在居庸关的西南，也就是在后来修公路的那个路边上，所以可能是修公路时给弄没了，那个平台也没有了。他们说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居庸叠翠”的美景，且扼守在交通要道上，我总觉得这在北京历史上也是一个缺憾吧。当然，后来在居庸关里面出了“居庸关”三个字刻石，但是它那个刻石是单体一个字一个字的，后来就由长城博物馆征集走了。真正居庸关这个地方倒没有留下，按道理应该（展示）在居庸关的北门，应该留在这里。因为文物离开原位就是个展品了，而不是一个（遗存），但现在刻石是在八达岭。后来八达岭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我也去了，我说：保护好就是前提，但是一定要说文物是在哪儿发现的，不是在延庆的八达岭长城，而一定说是在居庸关发现的。因为居庸关的北门还有水闸，是很丰富的一处文物。
今日“居庸叠翠”石刻
所以我觉得北京市文物局要搞长城文化带的时候，不是说光要解决墙体、铺房，有些相关的堡、所、关，甚至于村落、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人，等等，都应该考虑在内，这样才是“文化带”，“一带一路”，不也是吗？它也是把周边的一些属于经济和文化的内容都要包括在内。从居庸关到八达岭的调查，当时是为了“四有”工作才进行的，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下雪，回来时候找不到路了，把方向走反了，当时去都是坐火车，从西直门车站，晚上回来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我们大家还手牵着手，唱着歌，各自回家。那时候我觉得调查长城、调查文物是一种愉快，这是1961年到1962年的时候。
记得“文革”时，我曾陪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到八达岭“居庸外镇”和“北门锁钥”二关门，当时说为交通方便，将二关门宽了一些，那时八达岭还归园林局管辖，此事他们的档案中应有收存，杨秘书长也已作古了。
二十世纪初，八达岭“北门锁钥”关门
（本文根据吴梦麟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来源：澎湃新闻
